10月6日國務院印發《關于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對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工作進行了總體部署。基層干部和企業界認為,這一政策再次表明中央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決心,但要把政策落到實處,應細化措施落實“四個一批”,同時需要政府、市場“雙輪驅動”,真正打破“有形之手”不當干預,從而在源頭控制部分行業“過剩、干預、再過剩、再干預”的怪圈。
——落實“四個一批”面臨障礙
針對中央提出消化一批、轉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四個一批”化解產能過剩的思路,基層干部和企業界認為,相比于單純的“壓指標”,“四個一批”力求“長短兼顧”,思路正確。但記者采訪中,也有部分受訪者存在一些擔憂。有人專門編了順口溜描述落實“四個一批”的難題:“四個一批思路好,如何落實費周章。淘汰常遇本位癥,轉移難定接盤方。重組切忌拉郎配,消化須防梗阻腸。市場機制最管用,計劃過度幫倒忙。”
記者調研發現,當前落實“四個一批”面臨的障礙:一是標準不嚴影響實施效果。為消化國內的光伏產能,很多地方積極建設光伏電站。對此,晶澳太陽能首席運營官謝健認為,目前電站建設采用招標模式,招標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價格,產品價格低的容易中標,使得部分落后產能反而不容易被淘汰。“現在很多電站用的并不是優質組件,短期沒問題,長期有隱患。”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也認為,消化產能需提高標準。如鼓勵公共工程用高性能、高標號混凝土,強制推行三級以上高強鋼筋,在消化的過程中支持先進產能和高端產能發展等。
二是金融和稅收制度配套不足。推進兼并重組是化解產能過剩的重要手段,但我國的兼并重組工作實質性進展較慢。金融方面,多數銀行對并購業務經驗不足、缺乏專業人才,對并購貸款管得很嚴(要求貸款額不得超過并購額的50%);稅收方面,在并購中因資產增值,并購方需要繳納大量的所得稅,交易成本較高,限制了企業兼并重組的積極性。外高橋船廠總會計師常旭東建議,對于設施較為先進但經營困難的產能,要鼓勵優勢企業進行并購,并在稅收上給予一定優惠。
三是工作協調性需進一步加強。工信部產業政策司有關負責人說,《產業轉移指導目錄》需要與土地、信貸、環保等政策協同才能充分發揮其引導作用,但協調相關部門分行業、分地區實施有差別的政策,目前仍有較大難度。另外,對落后產能轉移等問題目前還缺乏有效的制約手段,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操作空間。
——進一步細化操作讓政策落到實處
不少受訪人士認為,解決好政策落實到位問題,相關配套的操作細則和規定亟待進一步細化。比如,用環保手段化解過剩產能,當務之急是要針對過剩行業在環境方面制定一系列的量化指標,使方案更具有操作性。
福建鳳竹紡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澄清認為,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必然帶來“陣痛”,一些行業特別是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船舶等行業受到影響會很大,如何支持這些行業中的優質中小企業生存發展、如何解決職工安置問題、如何改變以GDP為主的地方干部考核評價體系等問題都需要進一步研究,在《指導意見》的基礎上,盡快制訂具體的實施細則,這樣才能讓《指導意見》順利落地。
趙昌文認為,引導地方政府更為全面地理解化解產能過剩政策,切實改變政府相關政績考核政策至關重要,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使得相關政策能夠真正落實。
一些業內人士建議,政策落實中要防止部分企業“躲貓貓”。江蘇省一家鋼鐵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有很多鋼鐵企業,為給以后的發展預留空間,往往夸大上報產能數據。'頭戴三尺帽’,砍一刀后還留二尺。明明只有3500萬噸,報上去卻是4000萬噸,國家說砍掉1000萬噸產能,企業其實只要壓縮500萬噸就達標了。”
《指導意見》提出,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要建立中央和地方聯動機制,加強協調服務,發揮部門合力,落實地方責任。中國水泥協會秘書長孔祥忠建議,可以把行政審批權取消下放與化解產能過剩結合起來。“審批權下放后,中央政府要加強監督,把主要精力放在產業布局和宏觀管理上。對地方政府來說,審批權下放后的壓力更大、責任更大,地方政府會關心新建項目到底能產生多大的效益、能為地方提供多少稅收,老百姓也會關心新建項目對本地環境的影響,多方監督之下,新建項目的上馬就會越來越慎重。”
——政府市場“雙輪驅動”打破“過剩怪圈”
近年來,我國實體經濟部分行業陷入“過剩、干預、再過剩、再干預”的怪圈。有關專家學者和企業界建議,化解當前部分行業過剩產能,需要政府、市場“雙輪驅動”,市場形成的過剩產能由市場化解,非市場因素形成的過剩產能由政府主導化解,而從長遠看,必須真正打破“有形之手”不當干預,從源頭控制“過剩怪圈”。
工信部產業政策司有關負責人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造成產能過剩的原因除市場因素外,還有體制機制、管理方式、發展方式等深層次原因。特別是土地、能源、資源等要素市場化改革滯后,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難以有效發揮;集中審批管控競爭行業發展的方式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規范市場公平競爭的規則、環境不夠完善;產業集中度低,沒有形成由優強企業主導的產業發展格局等。
由于我國產能過剩成因復雜,單靠“有形之手”或“無形之手”都難以解決,宜逐步建立以市場調節為主、政府調控為輔的化解方式。專家認為,正由于成因復雜,所以化解起來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不能有“畢其功于一役”的浮躁心態。在化解過程中,要吸取之前的教訓,通過改革更多地讓市場發揮作用。
一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退出平臺和退出援助。寶鋼集團董事長徐樂江介紹說,包括鋼鐵在內的產能嚴重過剩行業,國有企業占比很高,資本流動性差,宜建立適應大宗交易的第三方平臺進行產權交易,方便過剩產能退出。山東鋼鐵集團董事長任浩說,集團旗下的濟鋼淘汰6座350立方米高爐后,僅富余人員人工費用每年達10.8億元。在缺少援助的條件下,淘汰難度越來越大。
二是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杜絕地方補貼現象。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江飛濤認為,在依靠市場力量化解產能過剩方面,重點是加快要素市場改革,把重要資源配置由政府主導讓位于以市場為基礎,讓要素市場從政府的分割管理狀態進入到市場化、規范化的運作狀態。比如明晰土地產權,深化土地市場的改革,理順土地市場的價格形成機制,從根本上杜絕地方政府通過低價甚至零地價供地為企業提供補貼。
三是改革考核體系,引導地方政府樹立科學“政績觀”。地方領導干部的“GDP掛帥”情結是造成產能過剩的重要原因,陳文玲等專家建議,應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下決心改革現有的政績考核體系,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加大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產能過剩等指標的權重,將各級政府的政績考核機制科學化、法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