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已經進入到世界中等收入水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6100美元。市場經濟也從起步、成長階段，相應進入到一個逐步走向成熟的新階段。總體看，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并已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之中。

中國的經濟規模和對外貿易規模在全球的比重都達到了11%，經濟規模僅次于美國，對外貿易規模則是世界第一。但這就像一個少年，身材體量與成年人相差無幾了，而行為舉止卻還帶著幾份稚嫩，并不成熟。

這意味著中國的發展與改革已有了一個新的起點。當前的經濟體制改革要從這個新的起點出發，進行適應性改革，以使中國的市場經濟變得更成熟、更健康和更有質量。改革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在新的條件下，經濟體制改革也應當轉換視角。

進一步推進市場化，要從以“自由競爭”為中心轉向以“平等競爭”為中心。

中國的市場化并沒有完成，市場化導向的改革仍需要拓展。因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并未充分發揮出來。如果說，在過去市場的作用受到抑制，是因為缺少經濟自由，難以形成競爭，那么，在當下市場的作用受到限制，是因為缺少平等競爭的體制環境。

競爭是市場經濟的生命力。中國經濟的活力以及生產力的發展，皆是市場競爭推動的結果。市場競爭的前提是經濟主體擁有經濟自由。過去的改革就是圍繞放權、讓利、搞活來做文章，培育市場主體，并賦予其充分的經濟自由，搭建一個自由競爭的平臺，經濟就活了。走出計劃經濟體制，給國企業松綁，給民企自由，是當時市場化改革的頭等任務。

但就今天來看，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不平等競爭，而不是企業缺少自由。除卷煙、軍工、鹽業等少數國企，生產什么，生產多少以及如何生產都是企業自己的事情，“自由競爭”作為過去經濟改革的重心，已經基本實現。而當前面臨的是自由中的不平等。

盡管2007年出臺了《反壟斷法》，但“平等競爭”并未實現。譬如市場操縱、地區封鎖、市場準入歧視、行業限制、就業限制等等現象依然存在，濫用行政權力、在位優勢排除和限制競爭的行為在不同程度上存在，這使各類經濟主體處于事實上的體制性不平等狀態。競爭不平等，尤其是行政壟斷、行政干預與各種經濟聯盟行為，都嚴重扭曲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降低了效率，也帶來了不公平和尋租，使中國市場經濟變形走樣了。掃除平等競爭的障礙，應成為當前及今后深化市場化改革的中心環節。

在勞資關系上，要從偏重資本轉到關注勞動者權益。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而資本稀缺，資本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受到了各級政府的青睞。至今天，無論發達地區還是欠發達地區，也都是如此。

改革開放之后，資本在中國經濟中漸漸居于支配性地位，形成了“強資本、弱勞工”的格局。而放眼世界來看，在市場經濟的基本邏輯中，其支配性力量也是資本，勞動力是作為生產要素受資本支配，是以資本的附屬物而存在的。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早期，血汗工廠到處存在，廣大工人被資本奴役，遭到馬克思的嚴厲批判，認為資本一來到人世間，從頭到腳都滴著骯臟的血。中國的市場經濟并未能完全避免這種情況，比如，“黑磚窯”等血汗工廠也存在；克扣、拖欠工資，甚至惡意拒付工資的現象，也不鮮見；勞動者的休息權、報酬權、勞動保護權、社會保險權等被任意侵害的情況也時常發生，并由此引發各種社會矛盾。

隨著中國發展新階段的到來，資本相對充裕，勞動力已不可能廉價地“無限供給”。更重要的是，更加注重勞工權益，是市場經濟從粗野到文明的進化取向。健康的市場經濟，應當包含勞資關系協調、勞資利益均衡這樣的基本內容。可問題是，自從市場經濟誕生以來，這個問題至今未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市場經濟國家得到永久性解決。這對搞市場經濟時間不長的中國來說，仍是一個重大的挑戰。

我們過去長期來害怕資本，而我們今天卻在與資本共舞；但不要忘記，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是在利用資本，以資本為手段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決不能被資本所利用。如何既利用資本，又節制資本，以防其成為凌駕于社會之上的統治力量。這是當前及今后經濟改革不可忽視的一個基本問題。

正確處理好城鄉關系，要從注重“要素流動”轉變為注重“人口流動”。

市場經濟是以生產要素流動為前提的。勞動力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在中國主要是來自農村，與市場化、工業化相伴隨，漸漸形成了2億多農民工這個勞動力群體。這個流動的龐大群體活躍在非農的各行各業，成為中國勞動力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壯觀圖景。這配合了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發展階段，為中國的工業化提供了充足的廉價生產要素——勞動力。

但“勞動力”和“勞動者”是不同的，前者是要素，后者是經濟社會主體。隨著中國以城鎮化為中心的發展階段到來，“要素流動”自然會轉變為“人口流動”，即農民變市民。農民進城打工賺錢，是作為生產要素流動的，只要獲得勞動報酬即可，不奢求公共服務的同城平等待遇。離土不離鄉，農民在城鄉之間候鳥一般流動，只圖自身的勞動力資源賣一個好價錢。但農民作為經濟社會主體，卻有選擇在城市定居作市民的權利。人口的遷徙、家庭的遷移就將成為農民新的選擇。人口的城鎮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而言的。勞動力作為生產要素的城鎮化，只具有統計意義，而無實質性的社會發展內涵。

城鎮化既是物質生產要素的流動、重組和積聚集中的過程，也是人口流動移遷、重組社會利益關系的過程，也就是農民變市民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復合的，包含了經濟、社會兩個層面相互交織的多元變化過程，其復雜性呈幾何級數上升。

勞動力作為生產要素，遵循市場規則，受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調節，而勞動者是經濟社會主體，有自身的權利訴求。顯然，當前及今后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就不能只看到勞動力這個“要素”的配置，同時還要看到勞動者這個“主體”的基本權利。這時候，農民的權利就不只是獲取勞動報酬，還有作為社會成員曾經被剝奪的基本權利，如農民有權平等獲得所在地城市居民的各項公共服務。

這意味著農民向城市的流動，不只是打工賺錢，而且同時有作為社會成員選擇做市民的權利，城鄉關系已經從經濟層面向社會層面擴展。城鄉分治體制改革已成為經濟改革拓展的重要內容。

國民經濟治理，要從偏重“宏觀調控”到注重“宏觀管理”。

隨著產業聯系的擴展和金融不斷深化，市場經濟體系也變得越來越復雜，適應于中國市場經濟起步階段的國民經濟治理方式——宏觀調控，也變得越來越不相適應。

一事一議、相機抉擇反波動是宏觀調控的本質屬性。這種方式的特征是：個性化、事后解決、隨意靈活，屬于“問題導向”。只有等問題顯露出來了，才一個個去解決。經濟熱了，就要降溫；經濟冷了，就要加熱。產業過剩了，就要抑制，用各種手段去化解；產業短缺了，就要激勵，用各種政策去刺激。在問題較少，且較為單一的時候，有宏觀調控就足夠了。可一旦問題越來越多，宏觀調控就變為“小馬拉大車”。目標越來越多，把總量、結構、甚至環保、土地、糧食等等都納入宏觀調控的范圍，這樣就很容易因為政策手段不夠用，或政策手段見效慢而演變為行政干預，間接調控變為直接控制，甚至替代市場。長此下去，宏觀調控就會對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產生非常不利的影響。

面對新階段日益復雜的國際國內相互交織的市場經濟運行，更需要注重常態性的宏觀管理。宏觀管理的特點是：在健全市場微觀主體的基礎上，注重規則、規劃；協調、統籌；引導、指導；前瞻、預防，屬于“風險導向”。宏觀管理，以系統性預防為主，避免風險累積和積聚。不言而喻，宏觀管理是以強化制度建設、規劃引導為核心，靠制度規則去降低宏觀環境的不確定性，防范和化解公共風險，而不是主要依靠領導批示、單個文件去一一解決暴露出來的各種問題。

經濟治理，不應過多地將多重目標放入相機抉擇反波動的宏觀調控之中，而應相反，把宏觀調控置于宏觀管理之中的應急管理層次，對于超出宏觀調控能力的目標，應使其納入宏觀管理體系之中。建立健全國民經濟的宏觀管理體系，而不僅僅是盯著宏觀調控，是當前經濟改革的又一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