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兩會”記者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首次提出“中國經濟升級版”。在談到實現2020年經濟發展目標時，他表示，“關鍵在推動經濟轉型，把改革的紅利、內需的潛力、創新的活力疊加起來，形成新動力，并且使質量和效益、就業和收入、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有新提升，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此后，李克強多次強調，要用更大氣力釋放改革紅利，努力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

近期，一些研究機構先后發布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報告，認為中國宏觀經濟不能依靠政策寬松與刺激來重返經濟持續復蘇的軌道，亟待進行更深層次的經濟體制改革。

怎樣認識深化改革在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中的重要性？如何實現經濟升級？日前，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一鳴受中國浦東干部學院邀請做客“中浦講壇”，本報記者就上述問題對其進行了采訪。

實現升級版，關鍵要靠釋放改革紅利

解放新論：現在各界都很關心“中國經濟升級版”。但一國經濟從既有版本到更高級的版本，從一種發展軌道到新的發展軌道，涉及很多基礎條件的制約。很多發展中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足以說明經濟轉型升級之難。我國一直強調要更加注重增長的質量，而非增長的數量，要減少污染等，但進展并不明顯。您認為瓶頸何在？

王一鳴：2006年世界銀行提出的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指一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中，既不能重復又難以擺脫以往由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的發展模式，很容易出現經濟增長的停滯和徘徊，人均國民收入難以突破高收入的門檻。二戰以后，僅有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和地區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國家長期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遲遲未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既有利益格局制約，體制調整變革難以有效推進。我國經歷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2012年人均國民收入突破6000美元，進入中等偏上收入階段。如同其他進入這個階段的經濟體一樣，我國經濟增長也出現了階段性變化，使既有發展模式的矛盾更加突出地暴露出來。

就我國而言，國內經濟轉型進展不明顯，客觀上受到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的制約。這體現在，我國人口眾多但勞動力素質偏低、二元結構矛盾突出、城鄉地區差異大、生產方式呈現多層次特征等，這些都增大了經濟轉型的難度。此外，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中后期，經濟結構加快變動，重化工業比重提高，能源消耗總量增大；社會結構深刻調整，利益關系更趨復雜，各種矛盾集中顯現，進入了矛盾多發期。

但從根本上說，經濟轉型遲緩還是體制條件制約所致。這主要表現在，政府職能轉變滯后，資源配置權過多過大，越位錯位缺位現象仍較為普遍。國有經濟布局戰略性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不到位，非公經濟發展缺乏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財稅、金融和土地制度改革滯后，資源要素價格扭曲，資源環境壓力沒有完全通過價格信號傳遞給市場主體。特別是，現行體制在一定程度上使地方政府重規模速度、輕質量效益，更多依靠行政手段推動發展，急功近利，使經濟發展付出了較大的成本和代價。

這些說明，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根本還是要深化改革、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無論是挖掘內需潛力，還是增強創新活力，關鍵都在于深化改革，塑造新的體制機制和利益分配格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體制機制引導市場主體行為，形成相關利益格局，決定對發展版本的選擇。相比以往，未來推進改革會受到“利益格局更加復雜多樣”的牽制，但不突破原有體制機制，不沖破既有利益格局，發展版本就很難升級。

發展升級版，需要培育經濟發展新動力

解放新論：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引發了國內外高度關注。在各界聚焦增長數字之時，強調經濟升級有怎樣的緊迫性和重要性？中國經濟增長的階段性變化，給打造經濟升級版帶來了哪些新要求？

王一鳴：中國經濟調整其實早于本輪金融危機，但當時增速回調是主動調整的結果。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給我國經濟增長造成很大壓力。中央出臺的“一攬子”計劃和政策措施，曾一度遏制了經濟增速下滑態勢。但隨著計劃能量逐步釋放，從2011年一季度開始，我國經濟增速連續7個季度回落，直到去年四季度經濟出現回升態勢，增速達到7.9%，但今年一季度再次放緩。這一變化曲線表明，中國經濟增長正在發生階段性變化，經濟增長正在由過去兩位數的高增長轉向7%—8%的“新常態”。

隨著近年來增速放緩，我國經濟也出現了一些新變化，如產能過剩矛盾趨于突出，勞動力低成本優勢減弱，創新能力不足問題更加凸顯，能源資源約束持續強化。這些變化有國際金融危機引發的外部需求收縮等因素，但更重要的是隨著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發生變化，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減少，儲蓄率和投資率趨于下降，原有的投資和出口驅動的經濟增長動力開始減弱。這些決定了，中國經濟再按原有版本運行下去，發展中面臨的矛盾將越來越突出，風險將越來越大，必須加快發展版本的升級，培育經濟發展新動力。

經濟升級的緊迫性和重要性至少來自于三方面：

一是加快經濟轉型的需要。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既有發展版本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帶有當時發展階段難以克服的矛盾和問題，未來如果不盡快扭轉高投入、低質量、低效益的粗放發展方式，發展成本會越來越高，路子就會越走越窄，即使通過增加投入把速度提升起來，也是不可持續的。

二是挖掘內需潛力的需要。過去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增長對外需的依賴程度較高，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持續低迷，市場擴張速度明顯放慢，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外部需求明顯收縮。因此，要充分挖掘內需潛力，使中國經濟實現新的平衡，同時要繼續創造基礎設施和住宅等投資需求，使經濟增長由過去過多地依靠外需轉向內外需協調拉動。

三是增強創新活力的需要。近年來，我國積極推動經濟發展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開始顯現。但總體上，企業創新能力不強，技術轉移和轉化水平低，科技體制、教育體制不完善，與經濟發展結合不緊密。這些也為增強創新活力留出了空間，只要加快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倒逼市場主體強化創新，推進經濟發展向創新驅動轉變就可以取得實質性進展。

打造升級版，謀求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速度

解放新論：有人認為，升級版是指中國必須告別石化煤鋼鐵拉動GDP的年代；也有人判斷，升級版就是放棄速度換取質量。“中國經濟升級版”的內涵是什么？重點有哪些？

王一鳴：我理解，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是要適應國際環境深刻調整和中國經濟增長階段性變化的要求，對既有發展版本進行升級，使中國經濟發展更有質量、更富活力、更具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

第一，升級版的發展形態是數量和質量的統一。升級版不是不要數量和速度，而是要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速度。今后一個時期，支撐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已經由生產能力的大規模擴張，轉向提升產業價值鏈和產品附加值、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科技進步和體制變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這就要求，將經濟工作的重心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

第二，升級版的根本動力在于釋放改革紅利。升級版要求明確界定政府和市場的邊界，進一步向市場放權，用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加法”，讓市場發揮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通過改革進一步解放生產力，使經濟發展潛能進一步釋放出來。

第三，升級版的需求動力來自于挖掘城鎮化潛力。通過對包括戶籍、土地、財稅在內的制度改革，以及加強公共服務能力建設，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基礎作用，發揮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關鍵作用，釋放城鎮化的內需潛力，形成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第四，升級版的供給動力來自于增強創新活力。充分利用市場的倒逼機制，推進市場導向的科技創新，促進資金、人才、技術等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注重發揮企業家才能，加快科技創新，加強產品創新、品牌創新、產業組織創新、商業模式創新，提升產業整體素質和競爭力。通過改革構建創新生態，建立有利于創新潛能充分釋放的體制環境。

第五，升級版的重要實現途徑是社會公正。激發全社會創造活力，必須守護社會公正的底線，政府要當好社會公正的守護者，努力使人人享有平等參與、公平競爭的機會。不論是來自城市還是農村，不論是來自怎樣的家庭，只要通過自身的努力，就可以取得應有的回報；不論是國企、民企還是個體經營者，只要靠誠信公平競爭，都可以獲得應有的成功。

第六，升級版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民生。升級版強調提高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持續地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重點保障基本民生，編織一張包括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基本養老、保障房等覆蓋全民的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網；強調更加主動地采取措施，解決突出問題，力推綠色發展，讓人民群眾呼吸潔凈空氣、喝干凈的水、吃安全食品。

推進升級版，要在三大重點領域協同作戰

解放新論：未來應如何有效推進中國經濟升級？

王一鳴：我體會，當前需要重視以下三個重點領域：

一是推進城鎮化，挖掘內需潛力。要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就要積極穩妥推進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農村產權確權、登記、頒證制度；分類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統籌推進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將基本公共服務逐步覆蓋到符合條件的常住人口。還要合理布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更加注重提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自我發展能力和綜合承載能力，完善加快小城鎮發展的財稅、投融資等配套政策，增強其產業發展、公共服務、吸納就業和人口集聚功能，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就近就業和轉化為城鎮人口。

二是加強科技創新，增強創新活力。重點要推進市場導向的科技創新，建立企業主導產業技術研發創新的體制機制。鼓勵科技要素向企業流動，引導資金、人才、技術等創新資源向企業集聚，支持有條件的企業加強研發平臺建設，加大對中小企業、微型企業技術創新的扶持力度，加快建立高校、科研院所技術成果向企業轉移的機制，推進傳統制造向以研發為基礎的制造轉型。要把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與增強科技創新能力結合起來，加強技術集成和商業模式創新。建立有利于創新潛能充分發揮的體制環境。

三是深化改革開放，釋放改革紅利。要加快簡政放權為核心的行政體制改革，把市場和社會能夠承擔的職能交還給市場和社會，政府管理重心則要逐步后移，由“前置”的審批環節轉向“后置”的服務和監管。創新政府公共服務提供方式，推動公共服務提供主體和提供方式多元化。強化產權保護，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營造各種所有制經濟公平競爭環境。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完善財政預算制度，建立公開、透明、規范、完整的預算體制；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減少、合并一批專項轉移支付項目，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和比例；建立健全覆蓋全部國有企業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和事權相匹配的機制，提高基層政府財力。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充分發揮市場供求在匯率形成中的基礎性作用；加快和規范發展民營金融機構和面向小微企業、“三農”的中小金融機構。